对于中国现当代史而言，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风云际会、革故鼎新的伟大转折时刻。电视剧《觉醒年代》则围绕上述三大历史事件，展现了百余年前诸多先觉者是如何为国家民族之存亡而上下求索，并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该剧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启蒙精神、历史逻辑与诗意表达融为一体，在揭示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风骨。

 

　　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失败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三座大山仍然压在中国人民头顶，军阀混战、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的社会乱象，将出路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电视剧《觉醒年代》清晰展现了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

 

　　电视剧《觉醒年代》聚焦建党风云人物，突出展现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革命先驱的崇高理想和卓越贡献，客观全面、鲜明生动地塑造刻画了一幅立体而丰富的人物群像图。剧中既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的历史贡献，也有周恩来、邓中夏、赵世炎等青年革命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之举，更有陈延年、陈乔年等爱国进步青年为国为民做出的流血牺牲……这些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有血有肉、有理想有锋芒、有困境更有探索，他们的革命品格与斗争精神，深刻传递爱国情怀，传播了爱国爱党、艰苦奋斗的正能量。此外，鲁迅、胡适、蔡元培、辜鸿铭、钱玄同等新旧文化阵营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点也在《觉醒年代》中形成交锋，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时代人物群像。

 

　　豆瓣评分9.3。根据优酷的数据，在《觉醒年代》的观众画像里，3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占比接近六成。很多年轻观众表达对这个戏的喜欢，而他们经常使用的话语是“我竟然也喜欢上了这么一个主旋律红色剧”“这部献礼剧我竟然一夜看了八集”。话语中的前置词“我竟然”反映了当下至少一部分年轻观众的观剧心理，好像主旋律剧、红色题材剧离自己比较远，这可能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所接触的某些主旋律剧会有人物干瘪或者概念先行的问题，“《觉醒年代》恰恰证明的，主旋律剧离我们不远，红色题材剧可以拍得振奋人心、荡气回肠，用堂堂正正的精气神把这段历史讲好，讲得富有感情富有温度，让它有广度有深度。”

 

　　讲好一段历史并不容易，相比于观众更为熟悉的战争史而言，将一段思想的流变史搬上荧幕则更为艰难。《觉醒年代》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开始讲起，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核心人物，串联起了一幅建党前的史诗画卷。

 

　　想来，大家之所以喜欢《觉醒年代》，是因为“走心”的所有，是因为真实历史的动人，是因为那些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像最酷的年轻人一般，为心中所爱“奋斗终生”。

 

四个关键词讲述：信念 比较 斗争 践行

 

信念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1915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进步留学生李大钊、高一涵等与主张复辟帝制的学生张丰载、刘一品等开展激烈辩论。李大钊慷慨陈词“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引起了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陈独秀的关注。遭到学生误解围攻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帮助下脱困，二人相见恨晚，就中国的救国之道展开讨论。

 

　　“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那何为新路呢？”“不知道。”这是《觉醒年代》第一集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日本初次邂逅、共寻救国之路时的一段对话。

 

　　其实，早在这次相遇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一段关于爱国主义的对话。

 

　　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以国家、民国的天然代表自居，称那些反对他复辟活动的革命党人，是“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称“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他打着“国家”与“爱国”的旗号，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加以镇压。对此，全国人民极为愤怒，纷纷采取不同形式予以反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究竟还值不值得爱？怎样爱国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在先进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关注。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国问题的争论，可谓“不打不相识”。

 

　　1914年11月，陈独秀基于对现实的悲愤，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对“国家”与“爱国”进行思考与探讨。文中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陈独秀认为，爱国要有立场，不能把爱国与效忠袁世凯混同起来，打着爱国旗号来掩饰窃国行为。他写道，若国家为民者则可爱，若国家为害民者则不可爱，“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盲目地去爱国，就会上当受骗。批评国人漠视国事，不理解国家为何物。

 

　　陈独秀不吐不快，如一个愤青，对现实社会发泄不满，说西方人所讲的爱国，与中国人的忠君爱国“名同而实不同”。欧美人视国家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当时的中国人，却仍将国家当做封建王朝中的家天下，“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优乐。”

 

　　辛亥革命革了个寂寞，执政者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遵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以草民自居。这才有了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辟闹剧，以及一些人高喊奉孔教为“国教”的落后思想。

 

　　当时的中国，陈独秀的所思可谓是对旧有观念的打破，让人耳目一新。但是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流露出革命失败后的彷徨苦闷，也在苦苦追寻新道路。文中痛陈国家极端黑暗，毫无可爱之处，甚至故作危言，说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不少中国留日学生对这种言论感到不太舒服。

 

　　于是，李大钊作为代表，在1915年8月的《甲寅》第1卷第8号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学时代，李大钊就满怀爱国之志，憎恨使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旧社会，经常和同学探讨挽救民族危亡之道。青年时代的李大钊就立志再造“中华”，确立了“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对陈独秀的消极态度进行了温和的批判，说其“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这篇文章的意思是，既然您觉得国家不可爱，那我们更要改变旧秩序，改造国民性，唤醒国人的自觉心呀。李大钊抓住的是陈独秀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厌世”态度，即他对旧社会“破”多“立”少。只说缺点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特别是李大钊从自己同学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了。李大钊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说清楚，需要进一步阐发。

 

　　“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李大钊文的题目虽然有“厌世”二字，但是他要表达的却是反对这种消极的态度，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这里李大钊想说的是，爱国，就去建设一个可爱的国家；不能反过来从自己的角度考量，这个国家是否值得爱，才去做点什么。真正的爱国者，也可能会“爱之深责之切”，但绝不会停止行动。

 

　　李大钊还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文章是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其文必有弦外之音，因此李大钊撰写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申独秀君言外之旨”。

 

　　李大钊的观点，给陈独秀极大启发。在早稻田大学相遇后，陈李二人便就爱国这一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虽然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爱国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让二人相见恨晚，成为他们日后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新文化运动、相约建党的思想基础。

 

　　爱国不是一个人的事业，同路人越多越好。由“我”而“我们”，正是爱国这一宝贵情感的升华所在。所谓《爱国心与自觉心》与《厌世心与自觉心》之争论，实际上已经为一个觉醒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青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他认为人之立志，应该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他主张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为此，他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女人，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话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1919年底，毛泽东再次到北京，阅读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零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延年是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与父亲陈独秀不同的一点是，他认为要拯救国家，不能像陈独秀那样要家又要国，那样只能给家庭带来不幸。因此，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下决心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私欲。他十几岁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六不”的戒律：“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

 

　　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陈独秀问李大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创办《新青年》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目标，要为中国寻找一个真理，一条道路。我想问你，今天，你找到了吗？”李大钊回答：“我觉得我找到了。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道路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

 

　　正是因着这样的理想信念，李大钊，不仅全身心投身领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活动，还扶贫济困，每月百元大洋的薪水大多用来救济穷困学生和黎民百姓，或是支持爱国运动。蔡元培校长不得不强行把一部分薪水扣下来直接交给李夫人。赵纫兰，温柔贤惠，尽管这点扣下来的可怜的薪水只够勉强解决一家人包括四个孩子的温饱，但是她深明大义，还把省下来的一部分大洋拿出来，支持丈夫领导的运动和斗争。有一场戏，在北大校园凉亭，李大钊接过妻子送来的食物，一边吃，一边潸然落泪。他说：“姐，我李大钊对得起任何人，却对不起你！”陈独秀，洞察敏锐，思想深刻，敢于担当，敢于作为。为了学生，敢于坐牢不出来，又智慧地把学生带出监狱。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千古不朽的著名文章《研究室与监狱》。他于监狱的评价更是如雷贯耳：“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比较

 

　　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建党这段时间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是一个现代的中国跟一个传统的中国痛苦地决裂和告别的过程。在《觉醒年代》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在与无政府主义等十几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中逐渐传播开来的。新文化运动时，传入中国的有十几种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对这些主义，当时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播，还有许多实验，但都不灵，这些思想激荡在《觉醒年代》中多多少少都有所展现。

 

　　特别是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竞逐中、各种道路选择的尝试中，有迷茫、有困惑、有误导，究竟什么可以救中国？即便在今天看来是幼稚的，比如陈延年、陈乔年曾实验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些都在剧中给予了一定呈现。同时，剧作也让观众看到了时代滚滚向前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在剧情的讲述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反复论证和反复实践，在同反动落后势力的不断斗争中，在是与非的甄别、血与火的洗礼中最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观众通过这部剧与觉醒年代的探路者同行，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真挚情感。

 

　　早期，陈独秀是康梁的追随者，他在乡试落第后，即到杭州求是学堂攻读“ 西学，并在那里参加爱国维新的宣传活动。尽管一开始就受到当地反动政府的追捕但并没有影响他对清王朝的信念。在日本期间，他逐渐的成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但西方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改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封面上印有LaJeunesse，就是法语“青年”的意思。当时，青年们经常用LaJeunesse来称呼《新青年》，可见法国文化和法国民主思想对陈独秀本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深远影响，也说明了陈独秀用此副标题是别有深意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中，有不少是介绍法兰西文明的。在《新青年》创刊号上，他一连发表了3篇文章，都涉及法国大革命。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提出青年努力的6条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都是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启蒙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1919年，陈独秀终于同李大钊说出自己的观念，他在狱中的三个月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见解，他已经确定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正确道路，并决定在《新青年》报刊中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任务和使命是要再造一个新中国，一个美好又强大的新中国。

 

　　李大钊年少时认为救国的“政理”就在于以民主共和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主义和封建专制政体，要剔除封建社会中落后的腐朽文化对广大民众的桎梏，在思想领域拥护民主科学和自由平等的全新价值体系，在民众立场上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李大钊创办了《言治》杂志，并发文表示救国必须立宪，建立共和制国家。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名存实亡，李大钊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无限思虑与忧患于 1913 年冬远渡日本留学。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开创性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待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精神武器，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李大钊在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 掀起了系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发表了《新纪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的立场探索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 ：“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社会主义之实行”，走俄国人的路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并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剧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对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拥有浓厚兴趣的。其实，关于第一次接触新思想，毛泽东记忆犹新的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而且后来多次回忆起这本小册子对他思想转变的影响。他曾对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说：“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早期具有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有洋务经历，熟悉西方情况，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中国“富强之本”。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特别重视教育。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反复看了好几遍。他完全被书中所描述的变革前景与作者的爱国热忱感动了。此时毛泽东是受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很大。

 

　　显然毛泽东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深受互助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对此，他在与斯诺谈话时曾坦率地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版，第128页。）还在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他们踏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想找一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把学校、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蔡和森对毛泽东的设想十分赞同，“着手办法，唯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后因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事无成议”。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才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实际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从支持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遂产生浓厚兴趣，并与同学进行了讨论。这个时候，毛泽东仅仅把社会主义看作外来的新鲜事，不但不清楚它有许多流派，而且还远没有与中国自身联系起来。五四以后，在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思潮运动的激荡下，他很快发现改造社会的方法中，“有一派很激烈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的人。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他仍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1920年 3月，他专门去找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谈“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明确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种迷惑当时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面对纷繁多样的“新思潮”，“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不过，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后来他谈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变。经济上的困顿和社员意见分歧，使提倡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不到3 个月就失败了。试验失败对陈延年打击很大，但是他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试验的失败，而放弃心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之后，陈延年留学法国，目睹了吴稚晖等毫不留情地中断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资助，目睹了法国资本家克扣留学生在工厂当翻砂工的工资，目睹了吴稚晖、李石曾等联合法国当局强行驱逐蔡和森、李立三等学生回国……这些残酷的现实令陈延年醍醐灌顶，他痛下决心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开始致力于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自此，陈延年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一条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斗争

 

文学革命。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的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在 1915 至 1921 年的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争辩，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路径。1919 年 7 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 31 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少谈些纸上的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从而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胡适认为，输入的主义不一定适合时下的实际需要，不存在一种万能的主义，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完全赞同胡适等资产阶级渐进改良主义的观点，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 35 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胡适商榷，他认为既要宣传主义，又要研究实用的方法。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赞同胡适“输入学说应该注意当时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的观点，接受了胡适“不空谈”的批评，即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地研究，不能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李大钊“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要摒弃生吞活剥、到处搬弄的态度和做法。1920 年，李大钊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指出: 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初步探讨。李大钊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就是“主义”与“问题”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

 

　　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论战: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其中社会主义思潮引人关注，仅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的就有 57 种之多。这其中，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流派也传入中国，它模糊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给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制造了障碍。也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后面临着选择建立什么模式的政党、什么样的革命方式的难题。对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分别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既对张东荪、张君励等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批判，同时也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冒牌的社会主义流派公开论战。

 

　　此外，以陈独秀、李达、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同以区声白、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斗争。区声白等主张绝对自由，认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国家都是罪恶的根源，反对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从 1920 年起，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刊物上先后发表文章，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指出: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才失去其效用。不要国家、不要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无产阶级的敌人。通过这场论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与反动政府的斗争。反对张勋复辟。反对《巴黎和约》上签字。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 13 所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游行，他们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反对《巴黎和约》的签订，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在天津，张闻天在南京，毛泽东在湖南，陈潭秋在湖北，他们领导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不仅如此，各地的劳工也迅速行动起来，纷纷上街游行，全国多地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现象，尤以上海最为突出。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呼声面前，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践行

 

　　文化社团应运而生。陈独秀一生追求真理，到任北大后，他毅然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的青年文化团体相继成立。起初，北京大学成立了红楼读书社和互助社，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周恩来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这些社团秉承反省、持久、奋斗、活泼、创造、批判和互助的理念，为广大爱国青年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后期，李大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斋书屋，毛泽东也随之成立了旅京湖南各界研究会以及平民通讯社，为传播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作出积极贡献。

 

　　李大钊在剧中说：“需要一个思想觉醒和行动觉醒的统一。我李大钊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陈独秀说：“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要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当务之急的要造就一代新人。一、思想启蒙，二、改造社会。”他认为，西方列强不光强在武力上，更重要的，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思想落后了，人也落后了。因此，他创办的杂志《新青年》是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工人夜校和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立。葛树贵后来成为了一名工人领袖，牺牲于“二七”大罢工中。长辛店也因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及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1920年底，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提出“到工人中去”的口号。当时的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聚集了工人三四千人。党组织委托邓中夏等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初，学校正式成立，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立了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教员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尤其让工人们铭记的是李大钊来学校授课。那是三月的一天，听说李大钊来了，工人们蜂拥而至，以至于把教室里的桌子全搬出去，大家站着听，可还是挤不下。李大钊说：“你们要好好学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说着，回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添个“人”字，两个字一连就是“天”字。在李大钊的亲身示范下，教员们讲课是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注意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课生动易懂，深受欢迎。工人们眼界得到拓展，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1921年的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颗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开始发光。

 

　　陈独秀到上海后，亦积极在上海工人中开展活动。他在各种工人集会发表演讲：“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劳动者要想觉悟起来，要分两步：第一步“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要求管理权”。陈独秀讲得非常动情，对于世代被压榨被贱视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受到极大震动。

 

　　在走进工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忽略中国广大农村农民的利益。他们先后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解决农民疾苦，毛泽东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

 

　　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很熟悉。他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他们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多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1925年回到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发现农民虽然是受苦的阶级，但是“非常富有战斗性”。后来，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撰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他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1920 年 7 月，俄共代表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年 8 月，陈独秀率先在上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10-11 月，李大钊在北京、毛泽东在湖南分别建立了中共北京小组和中共湖南小组。与此同时，远在法国的陈延年也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周恩来抵达法国后，随即成为中共旅法小组的成员。之后，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王尽美等人在济南、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中共小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陈延年、陈乔年曾实验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1922 年 6 月 22 日，旅欧少年共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召开成立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 18 人。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少年》 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吸引着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陈延年兄弟的出色表现深受少共领导的赞扬。于1922年8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 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不但到这些穷苦劳动家庭探访,还向他们学习锻炼拉人力车,由于他的身体健壮、干劲十足,他代年老病弱的车夫 出车赚回的钱全数交给车夫。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都把他当作 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发展了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很多作用。香港有的商报刊文讥笑共产党的高官竟为人拉人力车,延年一笑置之。陈延年这时在广州全面推动了工人运动,并对农民运动倾注了极大的关注, 还对党的建设、组织武装,与周恩来等密切配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开办了团训班、党校、工人讲习班、并到农民讲习所亲自授课,讲得生动、系统、并有鼓动性。

 

　　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尚且年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无疑以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为主，然而，为了切身体会百姓的疾苦，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他们脱下长衫，走进工厂，走向田野，走入百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是一批知识分子的觉醒，它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而这，成为中国共产党鲜活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剧中两个情节记忆尤深。

 

　　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途中下车修整，他们看着对面风餐露宿的穷苦百姓，看着因为伤病极寒而死去的百姓，相顾无言。眼下就连南方的富庶地方都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百姓们流离失所成了难民们只能就此扎堆在一起互相聊以慰藉，而这样穷困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甚至已经习惯了，认命了。陈独秀看着这一幕幕地人间悲剧是嚎啕大哭，李大钊也是咬着牙难忍热泪，陈独秀痛定思痛他决定建立一个能让中国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政党，只为了能让劳苦大众能拥有人的尊严人的快乐。陈独秀和李大钊对着这些贫困地同胞们握拳宣誓。1920年2月，二人在路上定下约定要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二、延年乔年牺牲。整部剧中更令人动容的或许是这样一幕：当陈延年、陈乔年两位年轻人告别父亲陈独秀转身踏上了法国留学的道路时，画面以慢镜头的方式叠印出他们未来为革命而牺牲的场景。两个时空中，面对未知的前路与已知的命运，他们的脸上是共同的坚定与从容。那是一代人在民族国家风雨如磐的时刻“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丽和无悔，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当矢志不渝的初心。 

 

　　一位网友虚构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龙华今天的烈士墓好多人去献花，李大钊先生也在，延年烈士也在。他们两位默默看着一束束花放在墓碑前，大钊先生走过去，拿起了一束花，闻了闻，花很香，递给了延年，延年闻了闻，花很香，说：“先生，他们爱我。”大钊先生说：“延年，因为你爱他们”。

 

　　只要今天的人记住你（剧中青年群像），那么你就永远活着。

 

　　《觉醒年代》有续集吗？网友回答，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李大钊《青春》一文。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说过，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之重担必然落在青年之肩。因为青春是人一生中充满生命力和创新、创造力的时期，青年是社会中洋溢的生气和积极力量，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需要的青春力量，只有凝聚起青春的磅礴力量，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觉醒年代》中，长城之上，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领下，青年学生面向祖国山河，齐声朗诵《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令人感动。而李大钊当年为《晨钟报》创刊号写下的“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在此意义上，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或可通过这个剧审视自我生命状态及人生价值，从而形成今日青年的“觉醒年代”。